柳青和父亲柳传志。柳青是北京高盛宽街博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

柳传志与儿女了解女儿眼中的柳传志，你就会知道他何以有那么多女企业家粉丝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走进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CafeCha，由于堵车迟到了几分钟的柳青一个劲儿地道歉。与父亲柳传志一样，她早就养成了重诺守时的习惯。作为高盛公司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她每个月总有两个星期在外地谈项目。不过，谈完项目后的她总是想尽快赶回北京的那个家。在同一个小区里，住着自己的父母亲。谈起自己的父亲，她的脸上满是笑意：“我很幸运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亲情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培养了我的性格、意志和品质，让我受益终生。”柳青认为。

1984年，柳传志下海创办联想的时候，柳青只有6岁。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很忙，同在联想打拼的母亲也很忙。这个时候，年长8岁的哥哥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不仅送她上学，还替父母去开家长会。

不过，那种浓浓的亲情却始终都在，从老一辈就是如此。柳青至今还记得爷爷离世当天的场景：病危中的爷爷把奶奶叫到病床边，已经不能说话的他给了奶奶一个饱含深情的法式亲吻作为永别，这让在场的柳青热泪盈眶。

父亲家一共4个兄弟姐妹，父亲是老大，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除了大姑已经出国之外，其他3个家庭竟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每个月，这个大家庭十几口人都会到父亲家里聚会。每个人都争着发言，也会喝点小酒。柳青的叔叔比较能喝一点儿，就会找父亲敬酒。这个时候，在外面滴酒不沾的父亲也会小酌几杯，喝完之后既不亢奋也不多说话，只是笑眯眯的，这与他在外界那种不怒自威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

柳青觉得，父亲最在意的人就是母亲。他们是大学同学，真正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有着非常深的感情。父亲很少煲电话粥，如果发现他不停地讲电话，那肯定是在跟母亲聊天。父亲经常把做成的以为得意的事讲给母亲听，不过，爱较真的母亲听完之后往往还会挑刺，这时他只好无奈地说，周围所有的人都认可这件事，你是唯一不认可的。如今，他们全家还建了个微信群，聊得热火朝天。父亲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问柳青是否在北京，在的话就会给她布置个任务——陪陪母亲。

在柳青的记忆里，除了父母亲的兄弟姐妹之外，经常到父母家里走动的就是联想的同事了。“对于那些跟随我爸多年的同事，包括司机，他从来都像对待家里人一样。”有一次在家里讲到和杨元庆等联想人艰苦创业历史的时候，一向内敛的父亲动了真感情。他一直都有个愿望，要把联想办成一家“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今年春节前按照惯例，联想的高管们包括朱立南、杨元庆、赵令欢在内，又一次在父亲家里团聚，推杯换盏之间，好几个人都喝高了。

规矩

不过，浓浓的亲情是一方面，严格执行制度又是另一方面。1998年，还在北大读二年级的柳青拿到了康柏公司的奖学金，去那里的市场部暑期实习，而这家公司还是联想强劲的竞争对手。学计算机专业的她却从来没想过去联想实习，因为她知道联想有个不能违反的“天条”：子女不得在公司任职，哪怕是实习也不行。

她早就习惯了父亲的这种要求。朋友有时候会托她找联想办点事，每次她都会先问父亲，这件事情是否违反联想的“天条”。

在柳青看来，父亲柳传志是个表里如一的人，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说到做到”是联想非常重要的“天条”，父亲从来都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以前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每当我爸提出目标的时候，我妈就会挑战他。不过，时间长了她也发现，我爸确实是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而且留有余地。”柳青开始做投资之后，父亲给她的最大忠告也是不要光看被投资人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个原则对她有很大的帮助，让她避免了走很多弯路。

“我小时候挨父亲的批评，经常都是因为说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却没做，他发现了就会很生气。”柳青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出游，说好9点钟出门，她和母亲有点磨蹭，父亲就着急了，一个劲儿地催促她们。

柳青和老公都是搞投资的，难免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很多时候，他们的3个年幼的小孩就只能委托双方的父母照顾，事情既多又杂。于是，父亲又把自己在联想的那股子劲头带到了家里。他委托自己的司机“任总”作为大家庭的“后勤CEO”，还专门为后勤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和考评体系。每个季度，家庭成员都会按照KPI给司机和阿姨打分，加权计算出得分，然后任总召集所有后勤人员一起吃饭，根据得分给他们发奖金。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柳青对自己家的阿姨的表现很满意，想直接给她发点奖金。结果父亲却说这么做不行，既然家里已经有了制度，也给了任总授权，发奖金这件事就必须得到任总的批准才行。即使在家里，他仍然是个较真的老头儿。、

坚持

2000年夏天，北大毕业的柳青如愿考上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赴美留学的她仍然是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学习异常刻苦。她一直都记得父亲转述的一位足球教练的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2001年，经过12个人的重重面试之后，她得到了去高盛暑期实习的机会。在那里，她的玩命工作得到了同事们的高度认可。

一年之后，即将毕业的她却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就业市场一片惨淡的残酷现实。往年高盛会招二三十名初级分析员，而那一年才招了6个人。为了准备高盛的面试，柳青哪儿都没去，猫在宿舍里埋头补习金融方面的知识，“高盛的面试出了名的难，因为我不是学金融出身，所以要加倍努力才有机会”。

在经过了又一次的18个人的多轮面试之后，她终于拿到了高盛的录取通知书。“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她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投资银行分析员，并被派到了香港。上班的第一天，她发现在所有初级分析员中，自己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内地的员工，而其他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是“老外”。

分析员的这份工作其实很辛苦，一开始是帮助领导找各种各样的行业数据，查行业年鉴和企业年报，分析各种宏观经济或产业政策，熟练之后就要做财务预测模型。柳青笑谈，这些其实都是“体力活”，加上经济形势不好，本来应该20多人干的活儿却压到了6个人的头上。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招进来的6名同学已经走了一半。

当她找到父亲诉苦的时候，父亲却认真地告诫她：“突然被球砸着了当然会感觉很疼，你是足球运动员主动顶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疼，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的，必定是个乐观主义者，柳青觉得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在联想29年的历史中，父亲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有几次公司都要办不下去了。但是柳青却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把烦恼和沮丧带回家，他总是乐呵呵地跟家人聊天。只是到了后来看到报道之后，她才知道当时父亲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父亲的一番话让柳青咬牙坚持了下去。两年之后，她从投资银行部转到了直接投资部，从事长线的股权投资工作，但职位仍然是最辛苦也最基层的分析员。又过了两年，她被提升为高级经理，然后是执行董事，直至担任该部门的董事总经理。

如今屈指算来，柳青在高盛已经工作了11年的时间。在加入高盛已经好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她跟同事聊天，那位同事问她知不知道联想集团董事长的女儿在哪个部门，她很尴尬地说，那个人就是我。“因为大家在公司里都用英文名，所以那个外国同事也完全没想到”。如同父亲一样，她骨子里也非常好强，不希望别人只是把她看作柳传志的女儿。

自信

如今的柳青已经成长为成熟的投资人。她出门带3部手机，全国各地出差，每年与团队一起要看500多个项目，与形形****的企业家打交道。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的嘴唇都起了一层皮。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多年时间的她，对内地的沟通方式也已经驾轻就熟，这本来就是她父亲跟客户之间的交流方式。如今的她甚至有些“埋怨”父亲对自己影响太深了，以至于她见任何人都是谦恭有礼甚至点头哈腰。她也在改变自己的着装习惯，除非正式场合不再西装革履，因为内地的企业家们很少这样。之前她还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她去客户那边开会，会场在一个小区里，一身正装的她走到小区门口却被保安拦住了，说你是卖保险的吧？

在做投资的过程中，柳青结识了马云、俞敏洪、马蔚华、王玉锁等中国商界领袖。在跟他们的接触中，她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么多有进取心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他们跟我爸一样吃过大苦，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命来做。”在做投资的时候，她觉得这种企业家更让她放心。

当然，她对自己的角色也越来越自信。除了跟企业家本人交流之外，她也和很多企业家的子女成了朋友，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他们都在国外留过学，工作起来都很拼命；与父辈相比，他们也都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时代在变化，哪怕是2000年之后成立的企业，它们成功的商业模式现在也未必能成功了。因此，未来真正成功的企业家既要有愿景，还要有战略高度，知道下一步的增长点在哪里。”如今，在与中国企业家的交流中，她既能够讲述他们的欧美同行的经验和教训，还能够请这些同行的高层来中国做交流、谈合作。“因为这些行业领袖多半是高盛的合作伙伴或客户”。她觉得，父亲那一代的企业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历史终归要翻开新的一页。

“服务员，麻烦帮我把面包打个包。小孩子最爱吃这里的面包。”结束采访的柳青又自然地回到了贤妻良母的角色。这也是父母亲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一直非常注重事业和家庭间的平衡。当年，她找老公的最大要求就是两人要互相信任、不离不弃，而不在乎对方的家世，老公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周末的时候，我会尽量推掉应酬在家陪孩子。”说到这里，她忍不住拿出手机，秀起了全家福。